那年我十九岁，第二次高考，又落榜了。成绩单寄到家那天，我爸，一个在钢厂干了一辈子的老钳工，没打我，也没骂我。他只是把那张薄薄的纸片看了一遍又一遍，最后，把他的宝贝茶缸，“咣当”一声摔在了水泥地上。

　　“滚！”他指着门口，眼睛通红，“滚去你二姑家！什么时候知道一粒米是怎么来的，你再回来！”

　　二姑家在百里外的一个小山村，叫柑子坪。那地方，真就像它的名字一样，漫山遍野都是柑子树。

　　泥，是温的，没过小腿，又黏又滑。太阳，像个大火球，悬在头顶，不遗余力地要把我烤出油来。

　　我弯着腰，学着他们的样子，把青翠的秧苗一棵棵泥里。没过十分钟，我的腰就跟要断了一样，酸疼得直不起来。汗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淌，滴进水田里，晕开一小圈涟漪。

　　“大学生”三个字，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。我是个屁的大学生，我就是个废物，一个连大学门都摸不到的落榜生。

　　我憋着一股劲，不说话，只是埋头插秧。我想证明，我不是个废物。可我的身体，却不争气。手上很快就磨出了血泡，脚趾也被田里的石头划破了，辣地疼。

　　中午收工，我几乎是爬回二姑家的。一坐在门槛上，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了。

　　二姑给我端来一盆凉水洗脸，叹着气说：“平娃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跟你爸服个软，不就回去了。”

　　她比我小一岁，常年在田里风吹日晒，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。一双眼睛，却黑亮得像山里的泉水，清澈见底。她扎着两根长长的麻花辫，辫梢上系着红绳。

　　我接过来，一口气喝完。那股淡淡的咸甜味，顺着喉咙滑下去，好像把心里的那股燥火都给浇灭了一点。

　　那一声“哥”，叫得我心里一颤。在城里，我是“卫平”，是“小卫”，是“那个不争气的儿子”。我已经很久，没听到有人这么叫我了。

　　她没再劝，只是默默地加快了手上的速度，不动声色地把我落下的那部分，一点点补上。

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她直起腰，用手背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白皙的脸蛋被太阳晒得通红，像熟透的苹果。

　　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她系在腰间的，是一根用旧布条搓成的带子，用来固定宽大的裤子。或许是干活的动作太大，那带子真的松开了，裤子正摇摇欲坠。

　　我们离得很近，我能闻到她身上那股混杂着汗水、泥土和青草的，很好闻的味道。

　　“嗯。”她应了一声，没看我，转身又弯下腰，继续插秧去了。只是那红晕，从脸颊一直蔓延到了耳根。

　　我慢慢适应了乡下的生活。我的皮肤晒黑了，手上也磨出了厚厚的老茧，腰也不再那么容易酸了。

　　那年雨水少，柑子虽然甜，但个头小，品相不好。镇上来的水果贩子，把价格压得极低，低到连本都收不回来。

　　“这帮黑心肠的！”二姑父把一筐柑子狠狠地摔在地上，“辛辛苦苦一年，全白干了！”

　　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我对我二姑父说：“二姑父，咱们不能等他们来收。咱们得自己拉出去卖。”

　　“拉出去？”二姑父摇了摇头，“拉到哪去？镇上就那几个贩子，都穿一条裤子。去县城？来回光路费油钱都多少？再说，谁知道咱们这柑子好不好卖？”

　　“我去县城。”我看着他们，一字一句地说，“我把柑子拉到县城去卖。卖出去了，钱归大家。卖不出去，亏了的，算我的。”

　　“我没疯。”我站起身，感觉浑身都充满了力量，“我不能再白吃白喝了。这件事，就交给我。”

　　第二天，我借了村里唯一一辆手扶拖拉机，装了满满一车柑子，天不亮就出发了。

　　我学着别人的样子，扯着嗓子喊：“卖柑子咯！柑子坪的甜柑子！不甜不要钱！”

　　“不卖！”我把柑子从他手里抢了回来，“我就是烂在地里，也不卖给你这种人！”

　　“放心，不是要卖了你。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证件，“我是县食品厂的采购科长，我叫高建军。”

　　“小伙子，你这柑子，甜度比我们从外地进的货还要高两个点！是做罐头的好原料啊！”

　　高科长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小伙子，我看你是个实在人。以后你们村的柑子，只要有，品质能保证，我们厂全包了！”

　　当我把钱交到二姑父手上时，他那个走南闯北几十年的汉子，眼圈一下子就红了。

　　里面不是什么金戒指，是我用最好的柑橘木，亲手雕的一枚小小的戒指，上面刻着她的名字。

　　“灵子，当年，是你帮我系上了生活的腰带，让我在最落魄的时候，没有散架。”

　　我知道，我这个高考的落榜生，终于在我人生的考场上，交出了一份满分的答卷。

　　我的根，也从那一天起，深深地，扎进了这片，给了我新生和爱情的土地里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